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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玩家”飞手的困局,如何自由地飞行?

如果你是一名飞行发烧友,除了无人机的性能,你最关心的,还会有什么?在禁飞和限飞的区域,政策法规的高压下,如何实现手中设备的顺利起降?对于黑飞,对于监管,又是怎样的立场?在并不明朗的规则面前,如何才能自由地飞行?

宇辰网日前采访了几位飞行发烧友,一窥他们的内心世界。

“几乎所有的飞行都属于黑飞”

来自郑州的凌勇平时主要从事广告标识牌及灯箱的工作,工作之余,他还是一个目前已经有两万人的飞行俱乐部——优飞无人俱乐部的负责人。

“我很小的时候自己就造过一个类似固定翼滑行起飞的玩具,但当时找不到发动机,所有的配件都是在废品站找出来的。”不过,他说自己真正玩无人机却是从前年年底开始,有空就会跟飞友们一起约飞,“主要玩航拍和穿越变速。”此后,凌勇开始做飞友群,后来慢慢变成俱乐部的形式。“我们不倡导也不允许违法飞行,因为这样带来的灾难和后果会很麻烦。”凌勇说,在他的俱乐部里,一旦发现类似情况,就会立刻处理。

与凌勇类似,大一学生、沈阳人张晨光是典型的飞行发烧友。早在没上大学之前,就经常跟飞友们一块玩了,“上一架无人机每块电池都飞了一百多次循环,冲了一百多次电,一共四五块电池。”现在他用的是大疆精灵4pro,“沈阳能飞的就那么几个地方,东北大学里面一块足球场,还有世博园门前,以及沈阳蒲河。”张晨光说,沈阳在这方面目前管的还比较松,只要不在禁飞区内,就没有太大问题。但“我们这边飞友都非常谨慎,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任性一下,很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城市的所有飞友都会受影响。”以当地为例,张晨光说在约飞过程中,跟飞友都会自动避开东塔西塔机场以及桃仙机场,并且飞行高度不会太高,一定要在视距内。“我们都是基于当地的政策法规之上,再去细化出来,一切以安全为主。”


无人机飞行/图 来源网络

1992年出生的张智杰,在2016年2月自己大学毕业半年后辞职,带上一架无人机以及充电宝和一些衣物,开始“穷游中国”的旅程。“现在已经是第六个了,都是消费级的无人机。”早在2015年的五六月份,大疆精灵3刚刚发布的时候,他就买了一台,那时候他大四快毕业,他所学专业是广播电视新闻,老师有时候会放一些片子,同学们当时觉得航拍特别棒,后来他就买了个无人机,“以至于走上不归路”。但他很少跟飞友一起,基本上是自己飞,而且主要是航拍,比如,到了一个地方后,去地标建筑或者风景区拍拍。

“因为之前尤其是成都机场无人机事件,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无人机就会很敏感,觉得它属于一个危险物,这会威胁到很多无人机飞手自由创作的空间。”张智杰说,现在,很多时候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,比如火车站、商业街都不让飞,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坐标,虽然理论上可以去申报,但作为个人来说要去飞这些地方,被同意的几率不太大,而且即便通过,还会存在时间上的偏差问题,比如今天天气特别好,想飞一下,于是去申请,可能光线已经错过了也还没有申请下来,“在这一块,无人机的条例太过于繁琐。”张智杰告诉宇辰网,因为一两个问题,就把所有的或者大多数的飞行区域都禁飞,或限飞,是因噎废食的表现,地方为了不出事,或者所谓保证安全,亦或是为了政绩而不让飞,并不合理,“被噎住了一下,就不再吃东西了?”

在“穷游”路上,他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,因为无人机伤到人的案件,或无人机破坏到社会治安的新闻被传播的太多,很多景区都害怕无人机会对他们造成影响,所以连无人机都拿不进去,更别说飞起来。对于他来说,景区、火车站、商业街、城市坐标固然都是人流量多的地方,但除了这些地方之外,那些很荒凉的地方平时也无法接触到,所以就导致无法飞行。“如果所有的火车站、商业区、景区都不让飞行,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城市宣传片就做不了了,风景区的宣传片也做不了了,当地的很多素材也拍不了了,因为这个区域都不让飞,我们就没有地方拍能够代表这个城市或景区的素材,一旦飞行就属于违法。”

而在张晨光看来,所谓的黑飞扰航等事件,不排除真是有人不懂,不过他认为,如果真是无人机爱好者或者拥有者,是不会去故意黑飞和扰航的,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对自己一点意义也没有。“你想想,我拿个固定翼在机场飞一圈,第一自己有面临被抓的危险,二是以后可能就玩不上这个东西了。个人作为无人机的拥有者,花了那么多钱买无人机,因为一个举动,只能把它放到家里当摆设,不合算。”

而在凌勇看来,如果严格按照民航手册的规定,几乎所有的飞行都属于黑飞。“他们定义的黑飞是什么概念呢,民航手册上写的,一切起飞需申请,如果不申请的话就是黑飞。”凌勇说,现在空管有办法实时知道你在哪里,你飞行时上面会有显示,这就是实时动态。不过,如果按照黑飞的定义,所有的飞行基本上都处于黑飞状态,“就是申请了,或者有证了,但怎么及时通报飞行动态呢。”

“没有人告诉你如何合法地飞行”

凌勇更关心的,是合法飞行的申请途径。“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,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都发了禁飞或限飞令,但并没有人告知你如何合法地申请,这些手续我们也是找人了解的,而且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”

凌勇说,一个地方的政府部门要禁飞很容易,比如有重大活动,头天就会在报纸刊载消息,但没有人告诉你如何申请的流程,或者该找哪个部门。他曾经在郑州因为此事把电话打到市长办公室,问了一圈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大概半个月以后才有人打电话告诉他,说有关无人机飞行方面归省公安部门管,不属于郑州公安局管。而在事实上,作为个人玩家,在他看来也基本申请不下来,“因为没办法管理,出了事故之后无人承担,所以只能是单位,而且要费很大的劲,才能把手续走下来,至于批不批还是另外一回事。”

目前,我国空域归空军管,这涉及到一个问题,当你想报空域的时候,就得去空军,或当地的战区去报。张晨光告诉宇辰网,这意味着,你得有一个多大的活动,需要去那里申报?在他看来,有关方面在商业监管上目前还不是很人性化,而且不全面,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而且,各地的标准也不一样,有些地方即便说公布了标准,但你都找不到哪里有公布,查询也比较困难。“现在的无人机平台,也还没有查询各地无人机法律法规的功能”,张晨光说,尽管这个功能想要完善的话其实非常简单,但就是还没有地方去做,在专业性上确实有待加强。


飞行中的无人机/图 来源网络

“飞行是否合法,对于民间飞手来说,需要了解相关知识,如果有人普及或者已经知道,那么就可以安全地飞行。”凌勇说,他曾联系过相关部门,希望可以给优飞无人俱乐部的玩家们开课,讲怎么安全飞行,让大家都能知道,一个人的危险飞行,会带来哪些后果。“但没有找到相关人”。作为业余玩家,去玩无人飞行器,要合法或避免危险飞行,首先需要明确可以在哪飞,在哪申请这些最基本的问题。“我们只不过是拿着一个玩具,自己去飞一下,但是这个玩具会给别人带来哪些伤害甚至致命性的灾难?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相关的知识普及”,凌勇告诉宇辰网,这样一来,也可以避免到时候会有“我玩航模有错吗”的声音出现。

没有便捷的渠道,凌勇说他们只能自己普及,做力所能及的事,对于俱乐部出现的类似问题也会及时管理。“曾经有一个团员喜欢危险飞行,直接就被我们开掉了。”凌勇说,作为一个无人机玩家,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,这个社会责任,指的是你要安全飞行,不要给他人或团体组织带来伤害,特别是不能碰到飞行器,那是很可怕的灾难性的事件,因为这个责任谁都无法承担。“所以,遇到禁飞的情况,飞友要去的时候,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不要飞。”

除了发布禁飞限飞的地区,事实上,在国内很多地方,有关无人机相关的法律法规,其实还是一片空白。甚至,即便是出炉了法律法规,很多人也不一定知道,这就是普及率远远不够的原因所致。“比方我在郑州,郑州辖区是禁飞的,但实际上你去郊区飞,是没事的。只要不在人群中飞,基本上没人管你,一般的保安或派出所,或许有些人都还不知道禁飞的事情。”

张晨光希望,在有关无人机飞行方面可以有明确的法律法规,谁该持证、谁不用持证,什么地方能飞、什么地方不能飞、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飞,以及作为民间飞手,该怎样接受政府的具体管理,需要申报的时候该找谁申报,都应该明明白白地列出来,“现在是什么都不明白。”

要么“一刀切”要么“放任不管”

在法律法规和民间飞手之间,怎样达到一个平衡,飞手能够自由地飞行,但又不触碰到法律法规呢。在张智杰看来,还是要有一个第三方平台,或者类似公共平台来解决两方面的关系,一方面是政府管理部门、对于飞手,需要知道他的情况,因为要是飞手真的把人打伤了,确实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另一方面,对于飞手来说,如果自己技术不错,整个区域或者很多区域都飞不了,那无人机也就等于白买了。而一旦有参照物,比如这个飞手在之前的多少次飞行中,风险指数小,或通过年检,成功率或经验很高,就应该跟初级飞手进行区分,“不能因为初级飞手的经验不足,影响到经验丰富的飞手。”换言之,可以根据飞行里程和参数,来判定一个人的飞行技能。

而在张晨光看来,民间飞行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,现阶段其实非常不正常,“我们受不受法律监管,当然也受法律监管,但现在就是想让人来确切地监督我们,也找不到。”张晨光说,这件事情其实国家也想管,但还没有落到实处,“有的地方是一刀切、有的地方完全放任不管,但出事后就全是你自己的责任,所以我们在飞着玩的时候也很担心,非常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个具体的办法,有一个具体的部门,来划清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办,怎么遵守法律法规。”之所以会这样,在他看来,一是监管首先比较费劲,比如现在出台无人机注册系统,但注册的有多少,不注册的有多少,全看自觉。“在自组这方面,除了商业航拍和农用植保,其他的不好监管,也监管不到,界定也比较困难,到底是航模还是无人机,界定就是个问题。”


你约飞过吗/图 来源网络

而且无人机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,也没有接入统一管理的功能,只是各家划各自的禁飞区,完全做不到国家统一管理。张晨光说,更要命的是,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部门,就算有些地方把文件下下来,你可能连负责的部门都找不到,“部门的设立还有缺失,有待完善。”

张晨光赞成有监管的自由飞行,没有监管,在他看来属于消极的自由。在法律法规和民间飞行之间,既不能一刀切,比如一会说不能飞无人机,但要是一点不管也不行。“必须得跟真正接触这些东西的人,有真正的交流,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一点点摸索,而不是一蹴而就。”

作为民间飞手,张晨光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具体划明哪块能飞哪块不能飞,尤其重点的地方最好都标出来。而且如果想进行商业航拍,批空域的混乱、找谁谁都不管的局面应该解决好。“我们想做的全面,但是我们没有方法去做的全面。没有一个部门来接待我们,批空域或具体的管理细则——什么都没有。”

而在凌勇看来,在飞行问题上,即便是有政府条文也还远远不够,还需要对厂家进行管控和规范。这个观点,与北航无人机研究所的工程师杨炯“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,就不要用政策来解决”类似。因为尽管做无人机的越来越多,但无人机很多还都没有标准,所以在他看来,光管玩家是不够的,还要从源头进行管理。这是因为任何飞行器都离不开飞控,一般的玩家也不可能自己造一个飞控,所以只能从源头开始,再加大飞行器的动态管控,“凡是涉及飞控研发生产,凡是飞行器制造单位,都要规范好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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